時間：2010/4/27 19：00-21：00
地點：原民院A313
主講：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林欣怡
紀錄：陳聖光
一、為什麼要提倡廢除死刑？
王清峰下台前後，台灣社會開始討論廢除死刑的爭議，剛好今天有機會來和大家分享，這是我面對媒體後，第一次公開對廢除死刑的議題發表演講，希望大家能把握最後一小時討論的時間。我希望第一個小時，由我先就台灣目前擁有死刑的狀況做一些說明，因為是研究所的課程，我準備比較多資料類的說明。
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，我出身社工背景，不是唸法律的。因為在工作經驗中，面對個案的困境，感到制度面的僵化，當時剛好是一個司法改革開始風起雲湧的年代，1999年起投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。
我接觸的第一起死刑判決，就是蘇建和案的三名受刑人，當時的感受相當震撼。2000年我遇到現在已被執行的死刑犯盧正，大家應該都不記得他，因為沒有這麼多人權團體和律師幫他申訴。當時我們機構介入，他的案子正在重新調查，雖然不代表有平反的機會，但我們都還抱著一絲希望。直到有一天突然接到盧正的死刑已經被執行的電話，我才驚覺所謂的死刑，是一種天人永隔，無法平反的處罰。這也是我開始投入提倡廢除死刑行動的一個契機。
廢除死刑聯盟是在2003年成立的，聯合了台灣幾個有明確廢除死刑立場的人權團體。在此之前，例如台權會，通常以救援或平反為主，直到陳水扁上台，當時喊出人權立國，陳定南也提出廢除死刑的口號。政黨輪替的背景，使得廢除死刑的想法浮上檯面，帶動社會思考國家權力的霸權。當時司改會開始想是否要拉高層次，從提倡廢除死刑著手著手。當時還不叫做「廢除死刑聯盟」，叫做「替代死刑」，希望可以避免大眾誤解，擁有溝通的機會。但是承諾逐步廢除死刑的政府，卻沒有什麼具體作為。因此2006年，我們改名為「廢除死刑聯盟」，把目標明確地表達出來。
二、廢除死刑的趨勢
大部分人對於廢除死刑都有一些疑慮，例如犯罪率變高、被害人得不到正義、善良百姓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等等。首先我要澄清，我也和大家一樣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絕對不想看到社會秩序受到威脅，但是我們想問的問題是：「我們真的認識死刑制度嗎？死刑真的是恢復社會秩序的萬靈丹嗎？」
看一下國際趨勢，全球有139個國家已在法律上或慣例上廢除死刑，58個國家保有死刑，其中只有18個國家在2009年仍執行死刑。也許有人認為文化和國情不同，但在亞洲國家中，維持死刑且確實執行的國家不到一半。
死刑的形式也是討論重點。怎麼死比較人道？大致上有槍決、絞刑、電椅、鞭刑、注射毒物、斬首、石刑等等。有趣的是，在日本執行死刑時，會安排多位劊子手，讓執行者避免殺人的內疚感。日本針對退休劊子手的研究也指出，很多人因內疚得到心理疾病。事實上，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的短片我們可以發現，任何執行死刑的手法，都須經過不人道的痛苦。死刑犯的家庭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受害者，死刑存在成為一種暴力迴圈。
死刑若要達到嚇阻效果，就必須有降低犯罪的因果關係，然而許多罪犯在犯下罪行之前，根本沒有思考到可能被判死刑的結果。就像小孩犯錯時，常常想著自己不可能被抓到一樣。經過實證研究，死刑與犯罪率沒有直接相關，例如加拿大廢除死刑後，犯罪率反而逐年下降。與其誇大死刑存在的效果，加強辦案正確性反而較能嚇阻犯罪。然而，影響犯罪率的因素很多，台灣從2000到2008年並未執行死刑，犯罪率不增也不減，因此死刑和犯罪率的關係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相關。
三、台灣的死刑制度
在台灣，被判死刑的人充滿了階級色彩，大部分屬於教育程度低、勞工階層、初次犯罪，且沒有能力自行聘請律師者。台灣目前存在著四十四名死刑犯，他們大部分沒有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，而公設辯護人對他們的案件卷宗瞭解程度很有限，也讓人質疑當中的公平性。從各國歷史紀錄看來，死刑通常執行在中下階級和少數族群身上，且不少用在剷除政治異己的手段上，例如台灣的白色恐怖。
以台灣的死刑犯爭議來說，常常有三個疑點：缺乏直接證據、遭警方刑求逼供、依照被告自白或同案自白定罪。依據美國的研究，約有7%死刑案件中是冤案，吊詭的是台灣支持死刑的民意和認為司法不公正的比率一樣高，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不可能有機會成為冤案的主角。
死刑在一個司法體系有缺陷的環境中，真的是一種公平的處罰嗎？在有些案件中，有錢人可以和解，窮人只能拿命來賠。而無罪推定時的執行瑕疵、第三審未設辯護律師等制度，都有損死刑犯的人權。判處死刑之後，死刑犯的家屬往往必須面對龐大的社會壓力，因此，死刑到底懲罰了誰？如果我們回頭來看民意，台灣民眾真正贊成的執行死刑嗎？其實從數字上可以觀察，大部分人期待的是一個足夠替代的方式，達到教誨和懲罰的功能。
另一個爭議點是被害人的權益，死刑之後他們真的獲得正義了嗎？讓我們換個角度想，除了案件中生命被剝奪的一方外，死刑犯的家屬才是真正被懲罰的人。被害者的需要是非常多樣的，死刑只是國家「殺人了事」的手段。有些家庭需要金錢援助，有些人需要心理輔導的重建，但目前這些需求缺乏完善的社會照護和支持系統來滿足。只是奪走加害人的生命，無法在實際上幫助到這些被害人和他們的家屬。也許我們可以思考「恢復式正義」（restoration justice），一方面加強對加害者的感化，幫助他重新融入社會；一方面盡力恢復被害者與其家庭回復到案發前的生活。
犯罪被害人權益的保護行動往往由民間機構發起，來得比官方更能體察民意需求。美國、日本和德國都有機構投入，台灣還很缺乏這方面實際的行動，也許透過這次對廢除死刑的討論，會有更多人願意關心這一塊。就我接觸死刑犯的經驗中，我覺得最奇怪的事情是，我們在犯罪者最壞的時候把他抓到了，卻在他有機會開始悔過時把他殺掉。
目前國際的趨勢，都傾向暫停死刑執行。如果我們都同意死刑制度有無法否認的缺失，例如一輛故障的汽車，總得先路邊暫停，才有機會找出真正的問題和解決之道。
四、現場聽眾討論時間
問：為何在前陣子廢除死刑的議題沸騰時，相關組織沒有適時提出正式的說明和討論？
答：
我要澄清一點是，在媒體上沒有看到我們的聲明，不是我們沒做，是媒體不報導。回到王清峰的發言爭議，其中一點是抨擊她未提出廢除死刑的替代措施，我不是要幫她說話，而是先告訴大家事實的經過。早在1999年，她就徵詢過我們的意見，想就監獄的教化策略和替代方案提出一套完整的說明，來說服反彈的民意。但在討論最激烈的時候，我們召開的記者會在媒體報導上曝光率很低，造成大眾認為我們沒有就此對話。然而直到三月初法務部長下台後，才開始有記者就平衡報導的目的，來採訪我們的意見。然而，我可能講了半小時，最後只被剪了一句話，而且是不需要來問我大家也知道的事。當然我承認我們在媒體公關的策略上可能還不夠完美，但我們從來沒有放棄和社會對話的機會，這點是肯定的。
問：請問你們有沒有想過廢除死刑之後的替代方案？
答：
在國外，例如歐盟，廢除死刑成為他們的外交目標之一，他們也很樂意和其他國家分享和參考。但是配套措施依照社會民情，必須在與民間對話的過程中，逐步地推演出來。例如我們目前想到的一個方法是，讓被害人家屬陪同審議。廢除死刑之後的作法有很多可能性，加害人家屬和被害人的樣貌也很多樣，就連我們組織內部也存有爭議和辯論，因此目前還沒辦法提出一套比較具體的做法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廢除死刑之後不代表司法空窗期，壞人全部從監獄中跑出來之類的。
我演講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，如果是我的親友受害，我還能支持廢死嗎？以前我會說我要原諒，但接觸到更多受害者家庭後，我認為我現在無法輕易地說出這個答案。因此我更要推動廢死，因為我希望如果不幸有這一天到來，當時已經有了健全的配套措施，可以支持我走出這樣創傷，也可以有效的教誨加害人。
我不想舉白冰冰女士的例子，因為我媽媽就是她的忠實粉絲，我也不是要故意和她作對，只是大家可以想想，陳進興已經伏法十年了，為什麼她現在每次提到這個話題還是這麼痛苦呢？受害人家屬真的能透過死刑，得到情緒上的安慰和解脫嗎？
問：冤案發生時，如何看待誤判的司法體系？
答：
台灣目前已經有冤獄賠償法，但人都死了，到底誰可以去重啟司法重審呢？死刑的執法人員，一定也會有殺人的心理陰影，從日本研究來看，這種創傷是會延續一輩子的，而國家體系並沒有關照到這部份的需要。從宗教觀點來看，國家機器不應該逼迫個體去犯殺戒，因此死刑的存在真的很難有正當性。
問：就社會契約論的觀點，國家可以代替加害人執行報復的權力，在現行的憲政法制下，每個人犧牲些許的個人自由，來維護社會秩序，似乎是最恰當的方式，不曉得執行長的看法如何？
答：
以牙還牙轉化成刑罰體制的過程中，也許應該加入更多教化責任，否則只是用比較文明的方式殺人罷了。假如真的讓死刑存在，也許能從刑法法條移到民法，讓償還刑罰的屬性更加明確。
問：王清峰下台風波對廢死運動的影響？
答：
雖然有很多反對意見，但不可諱言的是這次事件，開啟了討論死刑議題的空間，很多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的人，都開始在媒體上發表意見。而且這個討論原本具有的菁英色彩，也因此普及到大眾民意之中，也許台灣有機會走出新的一條路。
問：就法律觀點而言，廢除死刑之後仍有許多配套措施的空缺，請問主講人的意見？
答：
我認為與其苛責死刑相關的法條，不如批判偵查和審議的矛盾，往往在缺乏直接證據的狀況下，加上法官不願負擔責任的鄉愿，使得判決一拖再拖，畢竟證據才是定罪的直接原因。現在的問題是，還沒有大法官願意負擔釋憲的壓力，以此達到廢除死刑或暫停執行的結果。若我們的國家能宣示暫停執行死刑，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比較和執行死刑時期有沒有差異，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下一步的決定。
問：社會所期待的正義模式究竟長什麼樣子？是幫助犯罪者回到正道，還是讓他得到相對的懲罰，哪一個才是受害者家屬的期待？
答：
我認為開啟對話就是一個好的開始，所謂「應有的懲罰」因人而異，第一步應該是否定獨尊死刑的立場，我們要求的不是立即廢除，而是從長遠目標來看，朝廢除的目標前進。政府在促進討論的具體作法上，根本看不到誠意，官員只在乎不要激化民意和影響選票。在台灣社會中，你想推動任何改變都必須直接面對民意的質疑，這是我們不能逃避的問題。也只有在不斷質疑和辯證中，才能出現建設性的討論和提議。把公民當成主體，才是討論的先決條件。
